2013年4月29日 星期一

El Anatsui@Brooklyn Museum 艾耳˙亞那崔回顧展






Gli」在埃維語中,代表「牆」、「中斷」、或是「故事」的意思。亞那崔(El Anatsui)講述著一件作品的名字:「牆阻隔了視線,但只是眼睛的視線範圍,而不是想像的空間,牆顯現了比它所隱藏更多的東西。」紐約布魯克林美術館自二月份開始,呈現了這位近年無論在學術與市場皆得到極大迴響的非洲藝術家,艾耳˙亞那崔(El Anatsui)的回顧展「Gravity and Grace
出生於迦納,亞那崔的父親是一位漁夫與肯特織布(Kente Cloth)的師傅,儘管亞那崔從未學會此種傳統的非洲布織法,如今,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系列,卻由難以計數的垃圾瓶蓋串起,編織成為巨大無比,氣勢恢宏的雕塑。

這一創作系列的開始,源於有一次亞那崔在路上看見一袋垃圾。垃圾在當地十分尋常,村落路旁四處堆積成山,成為窮人必須共存的景象。而亞那崔打開袋子後,看到也是同樣的垃圾:酒瓶,非洲國家長期處於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,而大量進口的酒,成了非洲與西方世界關係的一種隱喻。亞那崔將酒瓶蓋收集、壓扁後用金屬線將其編織在一起。他不斷的擴展、不斷的編織,直到觀者被眼前數以萬計彩色瓶蓋淹沒,直到這些曾是消費體系剩餘的殘骸,成為一股令人無法忽視的力量。




亞那崔的創作哲學其一,就是利用當地的、廉價的材料創作。他告訴自己的學生,使用越便宜的材料,可以越自由地發揮,將作品做得更大,如果用昂貴的材料,落入所謂經濟體系的循環中,創作的自由也將相對的被制約。
同時,他也認為隨手可及的材料,正好表現出一個地方的文化脈絡與色彩,使用瓶蓋,是出於貧窮,也是一種儉約的美學,並且反映了土地遭受的真實命運。「Earth’s Skin (大地之膚)」,以不同顏色的金屬瓶蓋,或剝開或壓扁,織成一片從天花板蔓延至地面的廣闊面積。早期他以木頭作為媒材,發現用鋸子切割出的筆直線條,這樣的暴力,彷彿像是現在非洲國家的邊界,來自於殖民國家強行劃分界線的意念,因此他將木塊切割,讓觀者自由組合、拼裝,作為聯繫兩者的表現形式。






遊牧式美學(Nomadic Aesthetic),是他的作品中的隨機性與不確定性,
「當你離開了故鄉,你發展出一種遊牧的心理狀態。如果我一直住在迦納,我的心靈將無須流浪,我的經驗將不會開展,或者會感到太舒適。」亞那崔並不下指令該如何陳列他的作品,他讓策展人與美術館決定該如何擺放與展示,他強調:「我不相信那些固定不動的東西是藝術」,藝術家不是獨裁者,作品應與空間互動,甚至觀者也可以決定觀看的方式。有如一件掛毯的金屬編織,有多少皺摺,如何懸吊,觀眾也許因為不同的呈現而無法辨認同一件作品。這樣的表述,也貫穿了亞那崔的創作,反映出一種弱勢相對強權文化的靈巧姿態。同樣地,亞那崔期望作品的目的能引發思考,而非提供答案,然而,從這些作品被賦予的名稱中,卻能誠然感受到藝術家謙遜的宣言其實蘊藏更深切的意涵,一種溫柔實則強悍的態勢,如同非洲文化強韌的適應力與可塑性,與她的命運。

生於1944年,亞那崔成長的迦納像非洲許多地方一樣曾是殖民地。從小接受英國教育,直到完成學業,亞那崔才開始思索自己與故鄉背景之間的連結。畢業後,亞那崔在奈及利亞一所大學獲得藝術學院的教職,成為他的第二故鄉。任教三十年間,藉著國際展覽的機會,他得以觀察歐美當代藝術的發展。儘管曾在1990年參加過威尼斯雙年展,直至2007在威尼斯雙年展展出兩件大型的作品後,亞那崔才真正獲得極大的國際知名度,成為現今最為人所知的非洲藝術家。當代藝術世界透過這位出身迦納的藝術家,看見他所詮釋的非洲,而亞那崔也獲得藝術市場的注目:兩大拍賣公司創出新高的成交價。如今,亞那崔已不再需要自己收集瓶蓋,他擁有一座工作室與一群助理,向工廠購買瓶蓋,並且由助理處理材料與編織。他已離開了被剝削的西方經濟體系,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新體系,游走於學術與商業之間,是另一種遊牧美學、甚至游擊式的呼應,還是一種內化的體系?(文 陳佳音)
---原文載於藝術家雜誌四月份



2013年4月28日 星期日

MoMA Project 99: Meiro Koizumi 小泉明郎


--(刊載於2013.03藝術家雜誌)


My Voice Would Reach You
Meiro Koizumi. My Voice Would Reach You. 2009. High-definition video (color, sound) , 16 min. © 2013 Meiro Koizumi. Courtesy Annet Gelink Gallery, Amsterdam
持著手機的上班族站在東京街頭,打給老家許久不見的母親。
短暫而不着邊際的寒暄後,兒子向母親提議一起去溫泉旅行。「我還訂得到房間啊,我現在就打去訂,不要擔心錢,我會付的!我有份穩當的薪水,擔心什麼?我出錢就好」兒子急切的說服著。電話斷線。
再次接通後,兒子又重述提議溫泉旅行並說服母親不須擔心錢的問題,聲調也越加急促。
影片嘎然而止,又再次播放。
這次加入電話另一端的聲音,原來是旅行社公司。儘管接錯電話,旅行社卻不斷以恭敬的語氣回應、委婉提示也許發生了誤解,很遺憾幫不上忙,各說各話的對話無以結束,而多禮的日本企業,對照急切的兒子,顯得突兀而滑稽。末尾,屏幕出現了一封給母親的信。第一次寫信給母親的兒子,鼓起勇氣寫了兩段對母親的記憶。「不知道為什麼,每次想到媽媽,腦海中浮現的都是小時候的時光。」「也許這些對別人來說毫無意義的小事情,卻是我珍貴的回憶。」原來情意流露的感性之辭,卻是寫給已過世的母親。

這是小泉明郎(Meiro Koizumi)目前於紐約現代美術館(MoMA)個展中的一件作品。

小泉希望作品引起觀者各種的反應,可以是好笑、可以是感動、也可以是生氣。小泉以非常日本式的情境,突顯與親人、或也是人與人之間溝通、傳情達意的荒謬,又或許,當語言與文字失效時,情感其實已經超越了工具的侷限。在日本,出社會有經濟能力後帶父母去溫泉旅行是一種表現孝心的方式,東亞文化脈絡下的觀眾,或許更能理解其存在文化與社會中,壓抑而含蓄的情感表達。

Human Opera XXX
這件作品誇張的探討真實情感與藝術家擺弄美學之間的關係。影片開始,臉塗奇異銀漆的藝術家不斷地調整錄影器材與背景設定,終就定位後,被邀請的主角要對鏡頭講述生命中一段悲傷故事,但是每隔片刻藝術家便粗魯打斷,要求主角露出頭上的傷疤、或手拿道具增加畫面動態感、在主角臉上塗鴉、調整燈光、加入背景音效他人的傷心往事,成了滑稽可笑的影片。

屏幕前的觀眾與影片產生一種矛盾的互動:一位被藝術家設定的極度自我藝術家、一段被設定為真實的人生故事,與被逗笑的觀眾。觀者儘管知悉主角在敘述一段真實的悲傷故事,經過藝術家的操作,觀者反而失笑,藝術家透過操縱影片內「的主角」而操縱影像外「的觀者」。

小泉明郎的作品有許多觀看的層次。布萊希特式的敘述方法,使觀眾每進入一個情境後被打斷,又再被拉入另一個情境,從影片中刻意顯露的線索中,觀者的認知被引導、試圖拼湊出連貫的邏輯,最後卻發現每一個片段互相矛盾,引起觀者思考的過程,成為主動的參與者。如小泉所言,他希望觀眾將作品當成一種工具,而他的作品企圖使觀眾思考,因此每個畫面安排都有目的性,一步步操作觀眾投射的情感,製造認知衝突,最後使觀者離開情境,進而反思自身與人類的處境。值得一提者,是藝術家濫情(melodramatic)的表現手法,從刻意加上的背景音樂、極度誇飾、以至突兀的情結鋪陳,彷彿故意擠出觀眾的情緒,再以過度的矯情使之抽離。

Defect in Vision
Meiro Koizumi. Defect in Vision. 2011. Installation with two-channel high-definition video (black and white, sound, 12 min.) © 2013 Meiro Koizumi. Courtesy Annet Gelink Gallery, Amsterdam
最後一件作品,是一段關於神風特攻隊隊員與妻子的對話。
妻子服侍著丈夫吃飯,問道:「神的風將要吹起了嗎?」丈夫答:「是時候讓美國人瞧瞧武士道的精神了!」隨後,兩人談著歸來後要去哪裡溫泉旅行。兩個屏幕,投影著不同角度的影像、相同的對話。妻子對著空盪的桌子倒酒,引導觀眾發現她的視盲; 當畫面從丈夫的嘴部上移,轉至側面拍攝的時候,觀眾發現丈夫也是視盲,其間穿插多次丈夫死前一刻大喊妻子名字的片段,影片就在不同的視點、不同的背景設定、相同的對話中不斷重複著,直到觀者開始思考「視盲」之於生理與心理狀態的意義。
牆上的文字說明小泉製作這件作品時,正值福島核電危機爆發,而這件作品在MoMA展出,也不言可喻映射了美國自身的處境。(文 陳佳音)